读中文系的，都有一个作家梦 。到了大三，同学们“疯狂”写作，四处投稿。当年，我将稚嫩的文字折成纸船，漂向闽江畔那座名为《福建文艺》的港湾。左等右等，却始终没等到破土而出的铅字。倒是编辑部的门牌号在反复誊写中沁入记忆：福州市杨桥路62号。后来发现，好多刊物的地址都在此处。从那时起，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的62号院已然成了我作家梦的圣殿。
1983年夏天，大学毕业到单位报到，惊奇地发现工作的地址居然就是杨桥路62号！20世纪70年代，省总工会、省文化厅先后在这里办公。能与《福建文艺》编辑部同在一个大院上班，直觉上我已触摸到了作家的脚跟。
这幢庄重典雅的砖木结构红砖楼完工于1958年。大楼平面呈凹字形，红砖砌墙，两侧办公室是木质结构，主楼五层。我的集体宿舍就位于四层右侧。同宿舍还有一位学哲学的与一位学历史的，因此我们号称“文史哲三剑客”。记得当年还写了篇短文《舍友》刊载在1985年8月1日的《福州晚报》副刊上。
住在红砖楼，我们幻想过，也幻灭过。
白天我处理公务，晚上躲进小楼写小说，从短篇到中篇，“夜阑珊，书无眠”，投稿无需邮筒，走到几十米开外便可。虽然文学杂志没有敞开大门，新闻报刊却伸出了橄榄枝，虽然小说没有结果，杂文却意外开花。继《福州晚报》《福建日报》之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也刊载了我与电大张老师合作写就的杂文《占位子》,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撰文推介。大喜过望之余，大“宴”宾朋，不是好客，纯粹炫耀，满足虚荣而已。
无奈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小资腔调难盖“资本”旋风，我等丢盔弃甲，知趣地向“市场大潮”低了头，只可惜直到当下还是竹篮打水两头空，既当不了文人，也成不了富人。
住在红砖楼，我们“抱团”过，也“交锋”过。
在常人眼里工会系统与文化系统水火不容呀。有人戏言，走进红砖楼，无须询问来自哪个单位的，土气的是总工会，洋气的是文化厅。我们自然不服，在戏剧研究所几个哥们指导下，我们苦练笔力，也苦练嘴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会食堂装修期间，我们租借了文化厅食堂，在饭桌上双方暗暗较劲：谁更有文化力，谁占据话语权?比拼结果，“粗人”完全辗压位于主场的“文人”。高手过招后，双方放下“偏见”，联合办起了舞会。每到周末，一楼大厅总是轻歌曼舞、劲歌热舞，连盘踞在乌山上的电视台女主持也频频光临，强化了红砖楼的美誉度，一时风头无双。遗憾的是，1986年我到寿宁扶贫，错过了交谊舞热的大好时光，直到今天，先天对节奏、音律“麻木”的我，依然说的比唱的好，轻易不敢踏入舞池，生怕得罪舞伴。
住在红砖楼，我们现实过，也浪漫过。
红砖楼地处繁华之地，附近有艺术学校与西湖公园。当年分配到省总工会的几个外地大学生，青春无处安放，在食堂吃完饭，就成群结队地散步到艺术学校，名义是汲取艺术细胞，实际上观赏艺术少女。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居然有两个同事分别娶了学舞蹈与声乐的两个艺校美女，无形中提高了团队的整体文化素质。
逛西湖公园，也是我们首选的夜生活。风高月黑，当我们看到有些情侣亲热动作幅度比较大，便恶作剧地大喊：“姐夫，你怎么在这里。”我们走远了，估计那个冤大头还在苦苦地解释。后来，我未能免俗也谈了恋爱，到西湖公园很近，无需打“的”，当然那时也无“的”可打，省了不少骑自行车的力气，但也缺了不少沿街兜风的情趣。
后来，省总工会搬迁到五四路，从此，红砖楼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再后来，听说由于年久失修，红砖楼的骨骼正在时光中锈蚀，那些剥落的墙体向北倾斜约30厘米。由于红砖楼是近代以来清水红砖建筑与苏联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融合的产物，相关部门便对大楼进行修复，试图在颓圮的荒原里开垦出重生的根系。
红砖楼里的点点滴滴如飘落在流水上的花瓣，慢慢地远去了，红砖楼里的许多往事，其实都“不足为外人道也”，它很轻很轻，只是流向了生命的远方。但每每路过杨桥路，仰望着如今已不是62号且焕然一新的红砖楼，还是不由自主地驻足凝视，感到特别的亲切与温馨，那可是我工作生活10多年的“演出”戏台呀，在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我们扮演着各种角色，从青衣到老生、从过场到亮相、从荒腔走板到南腔北调……
遮风遮雨的红砖楼是我生存的家园，有文有艺的红砖楼是我不变的念想。红砖楼里那些被岁月穿越的铅字仍在呼吸，楼梯转角构思小说的侧影、办公桌面叠起的稿纸以及午夜走廊里忽明忽暗的烟头仍显清晰——所有关于文学胎动的阵痛，所有被月光发酵的悲欢，都在红砖楼里孕育成生命的年轮，它承载了我关于文学、青春以及未来的追求与梦想，终将在记忆的暗房里显影成河。
一座楼一旦有自己的身影，就值得被记住。
还记得40年前，星稀月明，一群小伙伴在红砖楼五层阳台上吼着费翔的《故乡的云》：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能够无拘无束呐喊的青春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唯愿还有机缘与红砖楼再次实现“心”的归来。
闽公网安备 35010202000555号